收看十七大报道，一个深刻的印象是，胡温等中央领导“话风”很正：不论是做大会报告还是参加小组讨论，不打官腔，特别注意使用群众语言，务实具体，亲切自然，简短明了，深入浅出，如此“话风”，不免令人想起时下甚是流行的一些“官话”模式：“凡分析问题必从国际国内联系到到本地;凡总结成绩必强调上级领导支持有关部门配合;凡制定措施办法必讲领导责任机制作风。”人们喻为“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从书面文章到口头语言，许多官话听起来节奏整齐、韵脚和谐，看起来工整对仗、修辞严谨，但往往要么是正确的废话，要么是虚实难辩的太极，总之是让人听了等于白听，说了等于没说。
官话官腔和八股文章令人深恶痛绝，为什么一些官员却乐此不疲?原因有二：一是某些官员自认官话规范严谨、高贵优越、威风气派、适合领导，而民语用词粗糙，语境不高，庸俗欠雅，不可多用。二是打官腔行八股既可以居高临下、冠冕堂皇，又可以规避风险、装腔作势、搪责敷衍、借以吓人。
其实，官威不是靠“官腔”吼出来的，也不是靠“官话”讲出来的，而是靠为群众办事办出来的，靠思想工作做出来的。做领导工作决不是非讲官话不可，而恰恰是官话妨碍了领导。然而，现在很有一些官员打官腔讲官话已成疾僻，不看对象，不分场合、不论情况地官话连篇，好像不打官腔就不是领导，不讲官话就有失身份了，有的甚至离开讲官话就不会说话了。当然，还有不少官员也不愿官腔官话，私下使用的也是民话俗语，但拘于官场规则和职业习惯，一到“正式场合”就“嘴不由心”。
令人忧虑的是，官话不仅在官场内部恶性循环，还侵染到了公共话语领域。现在，一些学者教授、企业家村干部、甚至学生班长都开始讲官话了。官话不仅行腔运调越来越艺术，遣词造句越来越考究，而且与时惧进，大有骈文之风，语势越来越强。带有浓重官僚气息的官话充斥于大小会议、各类文件和各种传媒，虚假空洞肿大成套的各种的官话不绝于耳，以致于人民感觉正确的废话代表了真理、漂亮的空话代表了承诺、严谨的套话代表了科学、违心的假话代表了诚信。
如此文品话风，令官员失感，令政风失色。话语不仅是联系交流的工具、工作的载体，更是一种一种公共形象，一种为政资格和领导力量。少讲官话，多说民语，也是对群众的一种尊重，是一种修养、一种境界。对于握有一定话语权的领导干部来说，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考虑问题，指导工作，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语言使用问题，反映的却是领导干部心中是否想着群众，情感上是否关心群众，工作中是否服务群众的大问题。
我国正向民主政治时代迈进。民主政治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官员直接面对民众，官员与民众经常顺畅地沟通和互动。这要求官员首先在“话语形象”上取得民众认可，否则，断难有所作为。许多民主国家的政治人物都是“民众语言”大师，他们都非常注意避免官腔官话，善于运用大众语言发表政见推介自己。不久前，《联合早报》就做了一个有意思的对比：8月8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了长达3个小时的国庆献词，从头到尾几乎是即席演讲，大众语言，观众也屏息静听他所说的每一个字，演讲时自信又有说服力，得到了国民的普遍认可。而3天前，印尼总统苏希洛也发表了非常重要的独立日演说，但他是照本宣科，整篇官话，沉闷乏味，引起了国民的不满。对此我们应当引以为鉴。十七大以后，我国的民主政治将加快推进，官员必须顺应潮流，转变观念，加强“执言能力”，否则，很可能过不了“第一关”。
我们常讲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判断是非、决定取舍的最高标准，因此，老百姓不喜欢的官腔，还是早些改掉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