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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中王琦瑶人物形象分析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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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中王琦瑶人物形象分析篇一

王琦瑶是个机敏善斗的女人,她动了半辈子的脑筋只为了自己能过得更好。与吴佩珍做好友,她斗的是以美丽为筹码的怜悯和宽容。住进蒋丽莉家她斗的是如何凭女性气质诱惑蒋家母女为自己铺就选美的红地毯,最好再搭上母女都相中的贤婿程先生,才能验证她上乘的女性气质。遇到严家师母后,她斗发型,斗妆容,斗听闻市井流言谁有更大的耐心。待自己的小丫头长成妙龄少女,她赶忙与女儿斗智斗勇起来。斗谁更时髦,斗谁更沉得住气。我们看出心平气和的表象之下,确是王琦瑶作为上海女儿的好斗本性。

王琦瑶出于众人的特点在于仪表从容。为了踩稳了李主任这块人生的第一块板,王琦瑶精心谋划着自己不落俗套的生活。然而王琦瑶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从来不去为三十年后的未知遭遇而惶惶惑惑。她遇事不乱,不耽于忧愁,凭借过人的判断力扣住眼前的机会。她用自己拿捏精准的女性优雅气质,惹得同性的爱怜和逢迎,使蒋家母女替她编织荣耀光环,还能招来男性的倾慕和宠爱,叫程先生为了他孤寡半生而终。中年的王琦瑶更具风韵,与严家师母经营良好的友谊、与李主任、康明逊、老克腊的爱恨纠葛等等,这一切成就了她绚烂又怅然的半生缘。

想象王琦瑶就像上海弄堂顶楼上翻飞的素色棉布,与廉价的的确良相比,她是温文尔雅的,与昂贵的丝绸相比她又是气度怡人的。棉布更善于吸收水分滋养自己,借了阳光的蒸发而越发柔韧。棉布用来做贴近肌肤的衣服,让人们愿意亲近。棉布登得上厅堂,是小家碧玉的另一种时尚,棉布下得了弄堂,是卓尔不群的优质审美眼光。

总之,王琦瑶是美的。她的相貌美好,可以闭月羞花,却非风华绝代。王琦瑶之美的真正核心在于女子的机敏智慧。她的短短一生是苦心经营的,面面俱到的,如她日后的生活那样,美得细水长流。

女人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家庭,才使她成长为这般的个性呢。作者笔下所及王琦瑶的家事仅有两处,一是在小说开头,王琦瑶还与父母哥哥等亲人生活在一起;二是在产女之后,母亲来给她照顾月子。结果她与母亲不欢而散。我们疑惑,这样的个性和经历无论如何是受家庭影响的,究竟有着怎样的幼年经历助她练就了半生都在气定神闲里斗智慧呢?作者的笔墨始终停留在说不破的层面上,关于家庭的场景描写数笔带过。对家的眷恋不足以牵绊王琦瑶,何况她与家人感情似乎是寡淡的。细想,王琦瑶在家当小姑娘的时候,与亲人就是有间隙的。

隐隐约约的开始树立起她傲人的斗志了。与哥哥,与父母,都能不亢不卑的相处。小说的叙述使一切看起来都没有疑问了。作者用笔的力度斩头去尾,刚好停留在棉布的厚度。很多东西,似是说不破,说不得,不必说,不屑说的东西被埋在笔墨深处了。第二回与王母的争吵算是突出的一回。整部小说的王琦瑶不近亲情,这样的女子在处理与亲人关系的问题上反而缺乏智慧。

《长恨歌》中王琦瑶人物形象分析篇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作家在文坛上的地位日益重要,在众多以女性话题为写作主题的作家中,王安忆是一个特例。她并不特意通过注重渲染女性意识和女权主义来追寻潮流,而是能够从平凡的女性身上探求女性自身的道路和命运。在这种背景下,《长恨歌》中王琦瑶这个上海女性形象的诞生,更是代表了王安忆的创作思想,而这部作品也成为她创作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代表作。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分析王琦瑶这一人物形象。

王琦瑶是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中的女主人公。她是一位典型的上海女性形象,不仅有着独特的个性特点,更体现了上海文化的基本精神。她的悲剧命运是历史变迁之中上海文化精神的命运写照,两者互为镜像。作者通过对王琦瑶一生命运的书写,为已经远去的旧上海文化形态唱了一首无尽的挽歌。本文从王琦瑶的生命历程与上海的关联、不屈的追求精神以及人物形象的平凡性和悲剧性等方面予以浅析,以期还原小说中王琦瑶的人物形象。

王安忆在创作《长恨歌》时,试图以历史记录者的身份来描写上海几十年的变迁,但她又不是从纯粹的历史角度来记录,而是从日常生活的场景来记录,充满了生活气息,让人更加真实地切身体会到上海几十年的历史变化。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长恨歌》是“一部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上海这个城市曾被人称作“冒险家的乐园”,这里居住着各式人物,每天都上演着各种传奇故事,这使人们感到这个雄性世界充满了勃勃生机。但为什么作者会选王琦瑶这一女性形象来做城市的代言人呢?这也是与王安忆对上海这个城市的独特认识相关。王安忆写王琦瑶,是想写出上海这个城市的精神,王琦瑶的形象就是她心目中的上海形象。在她眼中,上海是以一个女性形象而存在的,它犹如女性一般,缺少历史和传统的积淀,忽然被抛上新舞台,流光溢彩,令人眩目。上海的女性有一股勇往直前的劲头,更有一种韧性,能委屈自己,却永远不会绝望。上海这个城市的精神就像上海的女性,没有太高的升华,却也没有特别的沦落,她有一种平民精神。所以,王安忆选择了王琦瑶这一人物形象来做上海的代言人。

王琦瑶是上海弄堂典型的女儿,她追求时尚,对未来充满想象,并为之努力,她的生命中有一种韧性,不甘于平庸生活的寂寞,她追求各种时尚的元素,过着精致的生活。这种对物质的欲望也是当时上海真实的写照,表现了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繁华昌盛。解放后,上海这座昔日繁华的大都市变得沉静了。这时的王琦瑶独自居住在平安里,当一名护士维持生活,闲时找些熟客一起打牌,喝下午茶,过着一种平淡闲适的生活。于是,她同外界拉开了距离,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不管外面的世界是如何的风云变幻,都是与她无关的。全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潮流,而上海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于是各种时尚元素又开始流行开来,各种派对、舞会重新绽放光彩。王琦瑶也受到时尚的诱惑,在虚荣心的驱使下试图追赶潮流,参加各种派对、舞会,外出旅游,过圣诞节。可以这样说,王琦瑶的生命是与上海的生命相连的,都是上海这个大都市的精灵。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在表现上海这座城市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历史时,在淡化一系列政治性事件的同时,重点突出了民间生活的淳朴状态,她通过上海女儿王琦瑶一生的悲喜剧,展示出丰富的都市民间历史和文化传统。一般来说,民间世界都是与土地、农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与现代都市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各地的移民不仅给城市带来了生产力,也带来了他们各自的文化习俗,虽然这些文化习俗在城市化过程中被逐渐同化消失,但其价值仍然存在,并影响到城市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所以王琦瑶作为文中的主人公,相对同样生活在上海的《子夜》中吴荪甫等人物,少了一种传奇性,多了一种平凡性,这更能代表上海普通人的生活。

虽然王琦瑶在解放前曾去拍电影,做杂志的封面人物,并且参加“上海小姐”大赛获得第三名,但是王琦瑶只是一个世俗的凡人,生活中到处都有她的影子,每间偏厢房或者亭子间里,几乎都坐着一个王琦瑶。事实上,她所获得的“三小姐”之称,即是这种世俗气息的概括。

王琦瑶一生经历的三个阶段正是历史大变革的时期,而她却对这些漠不关心,她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人生,更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从而与主流历史拉开了一定的距离。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是动荡不安的,而小说开头描写的正值解放战争时期。王琦瑶是不关心这些的,当导演想要引领她走向革命道路时,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因为对她来说,世俗的生活比革命更有吸引力。

正如每一个平凡的女人一样,王琦瑶追求的是一个温暖可靠的归属。随后,为了给自己找到一个安安稳稳的家,她义无反顾地投进了李主任的怀抱。她喜欢的不是李主任这个人,而是喜欢他给她带来的生活,一种既能满足她的虚荣心又安安稳稳的生活。当她住进“爱丽丝”公寓时,似乎找到了这种感觉,只是“爱丽丝”公寓虚有其表,徒有家的外表,而没有任何家的温馨。李主任根本没想要给她一个真正的家,在他心目中,王琦瑶只是一只供观赏的“金丝雀”,仅此而已。

受过伤害的王琦瑶从未放弃过对归属的追求。当康明逊出现时,她在他身上看到了希望。可惜康是一个懦弱的人,逃避责任。起初王琦瑶还能够理解他的难处,甚至当有了身孕后还替他解围,试图让萨沙当替罪羊。但是等孩子出世后一切都变了,她发现自己被欺骗了。当再一次见面时,两人怔了一时,康明逊就绕到床边要看孩子,王琦瑶不让看,康明逊问为什么,王琦瑶就说因为不是他的孩子。王琦瑶此时所背负的负担和辛酸可见一斑。

尽管王琦瑶曾经夺得“上海小姐”的第三名,但从她整个生命历程来看,她也只是一个平凡的人,过着平凡琐碎的生活,和多数女人一样,期望拥有一个完整温馨的家庭。

来自不同地域的先民们,为了能在城市立住脚跟,所以具有一种不服输的拼劲,一种不断追求的精神,这也是城市不断发展向前的动力。王琦瑶就属于这类人,她自身有一种不断追求的精神。

20世纪40年代,“导演是负了历史使命来说服王琦瑶退出复选圈,给竞选‘上海小姐’以批判和打击”,然而他的理论却在餐桌上被她干脆地拒绝了。王琦瑶有一颗不甘平庸、年轻好胜的心,对未来充满了渴望,于是她成功当选“三小姐”,并成为李主任的“金丝雀”。但当李主任这座可以依靠的大山遭遇空难后,她又不得不离开上海,回到外婆家避乱。虽说阿二年轻的心是唤起她城市旧梦和新梦的原因之一,但上海本身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的诱惑也是主要原因。她的心从来没有真正地离开过上海,于是她又回到了上海,这个让她魂牵梦绕的地方。

平安里的生活让她的生命多了一份独特的宁静色彩,也让她能够安全地度过那个混乱的年代。在那里,她以替人打针维持生计,并因此认识了严家师母的亲戚康明逊。他的出现,重新燃起了她对爱情的渴望,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不顾一切地逾越了禁区,竟有了身孕。可惜康明逊最后给她的只是感情上的伤害。

王琦瑶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这时薇薇已经长大成人。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各种时尚元素又开始在上海流行起来,这也激起了王琦瑶对生活的热情。这个昔日的“上海小姐”未能抑制对爱情的渴望,竟与一个比自己小三十岁的老克腊发生了离奇的恋情。这主要是因为王琦瑶一直没有在爱情上得到满意的结局,所以她从未放弃对爱的寻找。而老克腊则是因为对老上海强烈的怀念,爱屋及乌,对昔日的“上海小姐”产生了感情,并非与她产生真正的爱情。

总而言之,在男权社会里,没有一个男人能够成为王琦瑶的伴侣,他们如过客般从她的生命中路过。旧上海是一个物欲横流、奢华享受的世界,尽管王琦瑶曾经那么努力地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爱情如镜中花、水中月那般遥不可及,留给她的只有无限的`落寞。

在所有的人生悲剧中,女性的人生悲剧可以说是悲剧中的悲剧。自古红颜多薄命,这种悲剧产生的条件是女性性格中所特有的依附性,与偶然和运气好坏关系不大。王琦瑶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独立的人,一生都未放弃过追求,但最终也难免悲剧性的命运。有人说,爱情是女人悲剧命运的开始,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从王琦瑶投身于李主任的怀抱开始,她的悲剧命运也就开始了,虽然以前的生活很是平淡,但绝非不幸。那时吴佩珍对她爱护有加,并无私地甘做陪衬,后来又有待人真挚热情的蒋丽莉。平凡的她先是获得“沪上淑媛”的美称,后来又参加“上海小姐”比赛获得第三名,风光一时。但王琦瑶有自己的想法,不想被别人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甘愿成为李主任的“金丝雀”。她从李主任那里获得的只是物质上的虚荣,只能满足虚荣心而已。所以,即使李主任最后没有遇难,一直陪伴着她,幸福也不会与她相伴。正如她外婆所说,这不过是一场梦,只是梦醒得早了点而已。

建国后,王琦瑶的生活是平淡充实的,有种生活本真的纯朴,可康明逊的出现却改变了这种状态,虽然康明逊曾明确表示过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她却并未在意。此时的王琦瑶虽然还年轻,却历经沧桑,这让她得出这样的人生态度:长久是很难拥有的,不如及时抓住眼前的欢愉,享受生活。这种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在她委身于李主任时已初现端倪。及时行乐犹如饮鸩止渴,带来的伤害是很痛苦的。于是,当她有了身孕时,康明逊乖巧地躲开,给她留下了无尽的痛苦。

新时代开始了,一个对旧上海有着浓厚怀旧之情的老克腊又闯入了王琦瑶的生活。他们之间的感情是靠对旧上海的怀念来维系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相爱,所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悲剧的结局。她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但她并没有多少反抗便投降了,甚至在老克腊清醒时,对她的暮气感到厌烦,美人迟暮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时,她竟拿出自己用一生的幸福换来的金条去做无力的争取,这时的她已经完全放弃了一生坚守的清高和矜持。

最后,当王琦瑶死在自己床上的时候,她又想起几十年前那个似曾相识的场景。那时她正在片场拍电影,演一个床上死去的女人。可是那时她没有意识到,那个女人正是四十年后的自己,她的死早已被安排好,无法逃避。王安忆显然将王琦瑶的悲剧一生归咎于宿命的安排,这是因为她不仅要写王琦瑶一个人的宿命,同时也是写上海旧文化形态的宿命,王琦瑶的死代表着一种文化形态的消亡,为这种文化形态的消逝画上了句号。

王琦瑶的一生,可以分为解放前的辉煌期、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平淡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复苏期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与上海这几十年的历史相对应的,两者的命运发展是如此地相似,以至于她成为上海的代言人,通过她来描写上海的命运。在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和周围的生存环境是相融合的。王琦瑶虽也曾有过人生的辉煌期,但她骨子里仍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会过日子的上海女儿。她一生追寻自己的人生幸福,却终究没能找到,在最后的时光又错把生命的赌注押在了时尚上,最终被长脚所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王琦瑶用自己一生悲剧的探索,完成了对现当代都市女性人生道路探索的阐释。